內容來源：食悟

當近百家全國主流媒體“走進汾酒第一車間”、完成甘肅張掖山丹軍馬場“打卡”后，關注食品酒水的“全國非主流媒體”食悟，在8月15日這一天，以暗訪的方式走進了位于山西汾陽杏花村真正的汾酒第一車間。

恰逢三伏第一天，整個杏花村聞不到酒香，正所謂春不打魚、夏不釀酒，汾酒工業區的生產車間基本都處于停產狀態。食悟走進汾酒第九車間，發現這個車間并沒有壓窖，光著膀子的工人們正在用拖布清洗酒缸。

在九車間門口有一個指示牌，上面顯示該車間建于2009年9月，共有24個生產班組，日產原漿汾酒11.56噸。

這個指示牌還介紹全公司（汾酒老廠，包括一廠和二廠）共有13個釀酒車間，年產原酒1.5萬噸。

這正是食悟不遠千里頂著烈日和疫情，從北京趕赴山西杏花村要實地探訪核實的信息，我們只想弄清楚汾酒產能究竟有多大。汾酒老廠的1.5萬噸基酒產能，加上孝義汾青酒廠、文水白玉酒廠共計2000噸（根據公開信息），再加上2021年7月山西汾酒決定投資建設新增的1萬噸基酒產能（如果順利投產的話），整個汾酒基酒產能也就在3萬噸左右。

按照1：1.5的勾調比，汾酒這3萬噸基酒也就做出4.5萬噸的成品酒。

但根據山西汾酒2021年財報，汾酒設計產能20.7萬千升，實際產能18萬千升；當年生產量17.36萬千升，銷售量15.13萬千升。

17.36減去4.5，這12萬噸成品酒需要至少8萬噸基酒，那么這8萬噸基酒缺口是如何填補上的呢？

“肯定是純糧食酒。”這是汾酒工業園區周圍的那些酒商拍著胸脯跟食悟說的。盡管19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沒有牽扯到汾酒，但在當時信息不發達的局面下，汾酒銷量一落千丈，此后汾酒不做大哥好多年。

作為中國名酒，又號稱中國酒魂，并且還是國企，山西汾酒定當對品質負責，對老百姓的食品安全負責。但食悟翻閱汾酒年報好幾遍，還是沒有從公開信息中發現其接近70%的產能缺口是如何解決的。

那好，既然你喜歡藏著掖著，那食悟就只好實地探訪了。

誰的汾酒城？

8月14日落地呂梁大武機場后，淅淅瀝瀝的小雨開始逐漸變大，在從機場趕往杏花村的路上，出租車司機為了安全起見，開得相對較慢。一覺醒后，食悟已經來到杏花村服務區。

緊挨著青銀高速，古城墻綿延數公里，如果沒提前做功課，真的會以為這是一個極具年代感的歷史古跡或文化景點。沒錯，這就是山西人人盡皆知的“中國汾酒城”。

當地人都知道，這是煤老板的作品。到底是出自哪些煤老板之手，普通老百姓并不熟知。

但就是這樣一個歷經風雨、飽受磨難的實體經濟項目，隨著經濟轉型和時代變遷，硬是從一個奇葩的傳說演進到如今的現實存在。這背后，充滿了人物故事，政商關系，以及時代發展烙印。

2010年4月16日，包括袁玉珠、邢利斌、賈廷亮在內的10位煤老板在“呂梁教父”張中生的牽制下，成立一個叫“山西中汾酒業投資”的公司。緊接著，張中生又推動汾酒集團與中汾酒業投資公司共同組建一個叫“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酒業發展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這就是中國汾酒城的主體公司。汾酒集團出技術、出管理、出人，持股51%；煤老板組建的那個中汾酒業投資公司出錢，持股49%。

一開始，煤老板們計劃投資汾酒城35億，年產成品酒5萬噸，后來當時政府可能還覺得有點太小氣，索性增加到50億，年產成品酒10萬噸。

截至2013年底，汾酒城已經投入了35個億，但2014年3-8月，邢利斌、賈廷亮、袁玉珠先后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汾酒城項目偃旗息鼓。尤其是隨著張中生落馬，其他煤老板都不愿意再當冤大頭了。

盡管沒有如期順利實現規劃的宏偉目標，但中國汾酒城經過當時兩三年的開工建設，已經初具規模。呂梁市的一名官員曾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截至2013年10月底，整個杏花村酒業集中發展區基礎建設工程大約完成85%，已經基本具備白酒投產條件。汾陽市一位干部當時說：如按35億元投資建設，汾酒園區“已經建成了”。

8月14日，食悟到杏花村后直接去了汾酒城，滴滴快車是可以直接開進去的，甚至汾酒城辦公樓都是可以直接進入的。辦公樓很氣派，但角落間依稀能夠感知到當時煤老板和地方政府是多么需要靠這樣一個項目來撐場面，以凸顯呂梁當時從煤炭向非煤產業跨越轉型的成功。

2020年11月，山西汾酒從大股東汾酒集團那里受讓其所持汾酒城的51%股權。自此，汾酒城雖然也開發了自有品牌，但賣得一直都不溫不火，無奈之下，只能淪為山西汾酒的基酒生產供應商。

開頭咱們不是提到了汾酒自己基酒產能也就3萬噸左右嘛，另外8萬噸的缺口恰恰是煤老板們嘔心瀝血投資的汾酒城給填補上的。

這些年來，煤老板已經成為“炫富”的代名詞，人們聽到這個詞語總覺得怪怪的，甚至遇到某些人奢侈揮霍的時候總是問：“你家有礦??？”

但無論當時那十位煤老板是自愿的還是被逼的，他們投資建設的這個龐然大物，如今正在為汾酒的產能難題“雪中送炭”，為汾陽乃至呂梁的經濟發展貢獻著力量。已經從死緩改判無期的張中生，在獄中將度過自己的余生，但應該也會偶爾聞到從汾酒城飄來的酒香。

如果把時間線拉長，我們經常會發現，曾經的那些人那些事，經過歲月長河后，不同時代都會有不同的解讀。中國經濟已然從十多年前的粗放式工業經濟轉向如今注重綠水青山的高質量發展時代，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只有拋開個人利益的大局觀，才能夠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汾酒城就是這樣一個經濟轉型案例。

當我們看到了汾酒城的現實價值后，我們是否可以給煤老板一個體面的收場？盡管這十位創始股東早已不能抱團，且大部分早已淡出商界視線，但他們的家人應該都渴望有一個滿意的套現退出。

袁清茂如何破解汾酒產能難題？

有媒體援引汾酒集團前高管消息稱，山西汾酒也曾想通過定增百億來收購“中國汾酒城”的釀酒資產，2021年呂梁市委、市政府還向分管副省長王一新做了專項匯報，但王副省長隨后調走了，這件事就擱淺了。

另據公開信息，2021年年中，山西中汾酒業投資有限公司的數位股東曾“要求將年租賃費從2億元提高至6億元”，但汾酒集團當時沒有答應。

租賃費漲價的訴求不但被拒絕了，山西汾酒緊接著還拋出一份擬投資91.02億元新增年產原酒5.1萬噸的決策，大有甩掉汾酒城、另起爐灶的意味，中汾酒業投資公司的股東瞬間閉嘴了。

但這件事凸顯了汾酒城兩家股東之間的心理博弈，更顯露出十位煤老板股東與汾酒的利益糾葛，以及想退出又不能如愿的斗爭矛盾。

中國汾酒城與山西汾酒的關系像極了奶農與伊利蒙牛的上下游關系，作為上游原料供應商，只能怪怪地聽下游加工企業，如果不聽話，就給你降價、斷購，奶牛每天不停地產奶，如果下游加工企業不采購，那么只能白花花倒掉；如果汾酒不采購汾酒城的基酒，汾酒城的設備很快就生銹，直至關門歇菜。

所以，煤老板并不是想投入就投入、想退出就退出，事情沒有那么簡單。

李秋喜自2009年起執掌山西汾酒12年，他在汾酒一把手的位子上見證了“中國汾酒城”的誕生全過程，而在李秋喜卸任前，還不忘將了煤老板股東們一軍，這從側面反映了李秋喜為汾酒著想的不忘初心，同時也說明了現實的殘酷。

從李秋喜手中接過帥印的袁清茂，上任已有8個月。上述汾酒集團前高管曾建議袁清茂拿下汾酒城，煤老板股東們這幾個月也在翹首以盼這位新帥能給出有別于李秋喜的決策。

但袁清茂絕非等閑之輩，我們來看看他上任以來都干了啥。

2022年3月16日，呂梁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孝義市委書記劉世慶前往汾酒集團，與汾酒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袁清茂舉行工作會談，雙方就推進汾青酒廠遷址擴建事宜進行交流協商。袁清茂希望在下一步工作中，孝義市委、市政府能與汾酒建立長效溝通機制，并在汾青酒廠改造建設等方面給予汾酒更大的支持與幫助，攜手共進、共謀發展，實現地企雙贏。

2022年6月9日，袁清茂還跟文水縣縣委書記楊洋談了談。

可見，袁清茂上任以來，始終都把產能擴建作為重要事情來抓。值得關注的是，他更多希望通過自建產能來增加汾酒基酒供應。

既然前任李秋喜和呂梁市層面都不愿去處理這項歷史遺留問題，情商智商都不遜色的袁清茂，當然也不會輕易撿起這塊燙手的山芋。

如果說只是幾個煤老板的問題倒是還可以接受，但當人們提起汾酒城再聯想到昔日“呂梁教父”，著實讓人感到畏懼。根據關注食品酒水的頭部自媒體食悟的專業研究：這恰恰是“中國汾酒城”遲遲不能被山西汾酒吞下的核心原因。

或許有人會擔心：汾酒不收，難道其他酒企就不能收嗎？講真，還真沒有這樣的實力玩家。汾陽當地中小酒企沒這個蛇吞象的實力，外地外省酒企又不太可能來杏花村遙控這樣一個產能項目。

這也是煤老板們投資的“中國汾酒城”最尷尬的地方，酒愁賣，企業更愁賣！

簡歷顯示，袁清茂1969年11月出生，現年53歲，距離退休還有7年，按照他兩三年一履新的節奏，如果不出意外，他起碼還可以晉升兩個段位。

顯然，袁清茂最怕的就是“意外”。